本帖最后由 pgc 于 2020-4-20 08:59 编辑
吴铭:无可奈何花落去
要追寻中国精英为什么在美国面前那么奴性,那么五体投地的崇拜,可能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那场陡然的政治变故对他们的决定性影响。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个“历史转折”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基本上都成长于新中国特别是文革期间,得益于新中国人民政权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普及,他们才受到足够的教育,当然,不光是学校教育,还有文化、宣传、实践中的教育,后者可能更加重要。当然,这些教育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光荣作风方面的教育——他们学得非常认真,他们期望通常学习这些,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
他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那套理论、办法非常熟悉,对群众运动非常熟悉,应该说从理智上讲,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马列主义的,至少表面上、口头上是,至少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观点,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他们认真学习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教育他们要与群众结合,而不是出人头地,他们就觉得自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了,他们灵魂深处非常反感这些,但又不敢学别的、也无心学别的,因为学别的更意味着“我独不得出”。
但是,时代的陡然逆转,让这些知识分子猝不及防、手足无措,当然也出现剧烈的分化。经过几年的察颜观色:新势力正需要新奴才,水平长相均不限!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投机主义者——也就是后来的精英、公知——,就迅速适应了新时代、新环境,立即从灵魂上、思想上、精神上、言论上、行动上,背弃了自己当年所学的那一套,与之彻底决裂,划清界限,以便一心无挂地投靠新的主人,寻找新的出路。他们迅速成名成家,成为社会精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背弃得越早、越迅速、越彻底,则成名越早、越高、越持久,受到的鲜花、奖励越多。
正因为这个适应新时代的转变过于急促,旧的知识不能再用——提也不能提——,而新的知识却不可能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即使有伯杨、《厚黑学》之类提点——哪怕是拍马屁的知识,也不那么容易迅速掌握,所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中国名人名家,基本上都有三个特点:一是欺世盗名,二是不学无术,三是不择手段。而且,越是不学无术的人,就越擅长欺世盗名,越不择手段,越容易成为学界泰斗;越是学界影响力大的人,也就越是不学无术、越是擅长欺世盗名 ,越不择手段。
知识分子,通常社会地位较高、话语权较强,而且,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是为了自己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拼搏。他们需要一个极完美的道义形象,以便显得道貌岸然,一本正经。 毫无疑问,他们是背叛了他们当初所学的马列主义,他们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不起当初教育、培养他们的工人农民,他们丝毫没有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做过任何有益的工作,相反,为了向新的强势投降,他们对工人农民进行过彻底的出卖和背叛——其实,他们原本也看不上这些工人农民,以与其同伍为耻。这当然不利于他们塑造自己的社会道义形象,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威望。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光彩,为了表明自己不是背叛、而是选择了更加正确的道路,在拼命抹黑革命以自证清白的同时,那就必须找到一个精神上的新支柱,既能够骗自己多多少少存在的或许良知,更主要地是为了能够骗普通群众。在不能找到这个精神上的支柱,或者虽然找到,但是普通群众不认可时,那就只能通过加倍抹黑他们所背叛的那个时代,以证明自己不是背叛而是弃暗投明,以树立自己的道义形象,并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并且随着实践越来越证明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完全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他们所找的精神支柱越不为人民群众所承认,他们就越需要通过抹黑那个时代的方式,来强化自己的道义形象。 百般寻找精神支柱、极力美化这个精神支柱,并极力向群众推荐,在被人民群众识破、揭露批判后,继续寻找这类精神替代品,继续向人民群众推荐并失败,这个过程中,越发沮丧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就只能通过抹黑文革、甚至共产党、甚至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历史,来替自己对人民、对民族的背叛掩饰,也就是说他们的背叛和投降,越来越彻底。几乎,所有能出卖的,不管是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还是历史的、现实的,不管是道义,还是良知,还是事实,还是逻辑,还是别的什么,他们都出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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